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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佛之间末代皇帝溥仪前半生的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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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佛之间:末代皇帝溥仪前半生的迷信高鹏程
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
溥仪,即爱新觉罗·溥仪(-)是晚清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,前半生中大起大落,做过三次皇帝。他是晚清废帝(-);年因张勋复辟帝制,第二次做皇帝(年7月1日-年7月12日);年,又在日本人扶持下,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(-)。纵览溥仪一生,与其说他主动创造历史,不如说是被各种外力左右,随波逐流。那么,在大风大浪下,溥仪如何应对不测风云,保持内心的平衡?探究溥仪的迷信及其相关活动,不但可以揭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,而且可以设身处地地了解历史人物,解读历史。目前就笔者管见而言,尚无研究溥仪迷信的相关论文。因此,该专题研究颇具研究的价值。
一、“一锅糊涂粥式的信仰”随侍溥仪的堂侄爱新觉罗·毓嶦(-)说:“清朝皇帝是满族,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信仰萨满教,萨满教是多神教,和信仰佛教并不相悖。他们入关以后则是信仰佛教为主了。溥仪也不例外,主要信仰佛教”。实际上,溥仪的宗教信仰就是个大杂烩。“所谓当时的信仰云者,也就是一锅糊涂粥式的信仰而已。”这种“一锅糊涂粥式的信仰”无异于迷信。溥仪在自传中,并没有严格区分“信仰”和“迷信”,而且使用“迷信”的次数更多。频频出现的“迷信”并非是溥仪唾面自干的自贬之词,他直言:“信仰和迷信的界限也都犬牙错综到一起。”[注]溥仪的另一堂侄爱新觉罗·毓喦(-)也说:“溥仪非常信佛,也非常迷信。”[注]在他眼里,溥仪的“信佛”和“迷信”之间并无违和之感。在长春,溥仪供的佛神和牌位,大概有这些角色:“各种佛,天地神祇,关帝圣君,王爹爹王妈妈,神杆,满族历代祖先,清朝历代帝后,长白山天女,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历代帝王师,醇贤亲王侧福晋,醇亲王福晋,福神喜神财神贵神,太岁,灶神,四太妃。”[注]溥仪认为自己的思想由“四项基本毒素”相互结合而成:“1.封建统治思想为主,尊孔崇儒思想为辅;2.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上述两种思想的相互结合;3.迷信和‘敬天法祖’思想的相互作用;4.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统治思想的彼此吸引作用。”[注]其中,“敬天”和“信佛”,在溥仪看来,“两者是有些混同之处的”,“同时把崇祖的思想毫不客气地交织其中。”[注]
溥仪的迷信不仅与满族的传统有关,而且受到了周边人士的深刻影响。他的祖母刘佳氏和母亲瓜尔佳氏都非常迷信,他的父亲载沣(-)虽然自命为破除迷信者,但是并不彻底。[注]溥仪小时候爱听太监们讲鬼怪的故事,他回忆道:“如果我能都写下来,必定比一部《聊斋》还要厚。”“太监们的鬼神故事一方面造成了我的自大狂,另一方面也从小养成我怕鬼的心理。”不过,太监们说鬼话,并非全是有意奉迎或吓唬溥仪,“他们自己实在是迷信已极的。”溥仪的老师们也迷信很深。陈宝琛(-)常到北京关帝庙为溥仪前途命运摇卦;梁鼎芬(-)是一个扶乩的迷信者;朱益藩(-)则是迷信“天眼通”的知名人士。[注]溥仪自陈:“就是在我幼时,便把迷信的根基巩固起来,所以在我长大以后,便对于看相、算命、求签、卜卦等迷信的事情,无不盲信到令人可笑的地步。”[注]溥仪的岳父荣源(-)又是扶乩和“推背图”的专家。
除了常规性、礼仪性的祭拜外,溥仪迷信的主要方式包括以下几方面。
其一,读书,念经。溥仪读“佛学”和各种迷信的书。12岁以后,溥仪对于“怪力乱神”的书,又入了迷。加之宫内终年不断的祭神拜佛,萨玛(满族女巫)跳神等活动,更让他疑神疑鬼。[注]自从“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,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,前世有德的升天,做了孽的变畜生变恶鬼”,溥仪便紧张起来了,“生怕来世变畜生,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。我念起经来。”“越看‘佛书’越迷,有时做起梦来,游了地狱,就越发相信。”[注]溥仪念经是日常性的活动。毓喦回忆溥仪时道:“他每天在傍晚时候,总要念经念咒。”[注]
其二,占卜。溥仪坦言占卜是他几十年之久的“自慰良伴”。溥仪卜卦的内容很多,在天津期间,就为蒋介石政府和自己的命运多次卜卦过。[注]“到了通化大栗子沟之后,还曾在六神无主的时光里,经常以‘未来预知术’来卜问不可预知的未来哩!不但如此,就当我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后,也是还可听到从我住的房间中,流露出哗啦哗啦的金钱摇卦声。”[注]毓嶦则回忆道:“溥仪的摇卦和一般人的摇卦不同,他的摇卦是一种心灵感应,他在摇卦之前先烧香磕头,是求佛、菩萨或是求祖宗给他指示,卦词也就等于佛、菩萨或是祖宗回答他所问的事。比如问的是自身的安危,要是得了凶卦就赶快磕头谢罪。”[注]毓喦又回忆说:“他所用的卦本,是一本‘诸葛亮马前课’。每天他都用六枚日本硬币在手中摇动,然后看硬币出现的正反面次序来查阅马前课的卦词。这样占卜问卦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伪满垮台,他被苏军逮捕到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内都没间断。”[注]
其三,吃斋,不杀生。在长春时,溥仪几乎认为吃肉就是一种罪孽,“甚至迷信地认为自己所吃的猪肉,就可能是自己死去的亲人今世托生为猪的肉。所以在当时,在我的餐桌上,差不多嗅不到荤腥的气味。”[注]毓嶦认为,溥仪吃素“想的是不杀生,求佛保佑。”[注]溥仪也自述:“我在伪皇宫,真是连一个苍蝇都不敢打杀,一个蚂蚁也都不愿踩死”。[注]溥仪戒了肉食,只吃鸡蛋。他不把鸡蛋看作是生命。[注]
其四,避讳。在天津时,“我住的静园外面正对着一个大烟筒,我在自己的楼上设置了许多木刻的箭头符咒等,以便镇压大烟筒的不详”。[注]在长春时,溥仪的小侄子,说溥仪治疗痔疮的坐药像枪弹,正中了迷信禁忌。溥仪大怒,嗾使其他子侄教训了他一顿。[注]
其五,扶乩。溥仪回忆说:“我岳父荣源迷扶乩,总和我宣传这一套,我也信了。有一次,我也想弄一弄,于是他便拿来的一套家伙——沙盘、乩笔等。我和他扶了半天,也不见动。”后来荣源解释说,因为是皇帝扶的,大仙不敢来,又说那位大仙因为迟到还受到了“上级”的“处分”。[注]
其六,坐禅。“有一个时期,我因为迷信坐禅的方法,便时常关起房门静坐”。[注]“坐禅”就是“打坐”。溥仪还教身边亲信打坐,他堂侄之一的爱新觉罗·毓嵣还记得溥仪曾在寝宫教他打坐的要领。[注]
二、溥仪与“红卍字会”溥仪不但痴迷迷信,而且与当时盛行的新兴救度宗教——“红卍字会”的联系较为密切。他到了天津之后,“红卍字会”的“基干分子”,如许兰洲(-)、苏锡麟(-)等都曾向他鼓吹过老祖(红卍字会尊奉的最高神)的灵验和乩坛的神妙。[注]在长春,伪满官员兼任新京“红卍字会”总会负责人的商衍瀛(-)、张海鹏(-)经常向溥仪介绍“红卍字会”的事,并说老祖赐他的法名叫做“一人”(一说昊兴),并加他以“九锡”之礼,命他“奉行天道”。溥仪自陈:“当然,我对于这种神宠是恭敬而欣喜地接受了。”[注]“恭敬”说明他敬神;“欣喜”说明他乐意。而且,从和曾任他翻译的出口贤次郎(-)交往中,也能看出溥仪对“红卍字会”的主神“老祖”有兴趣。[注]值得一提的是,“红卍字会”赐名溥仪的事,见于《我的前半生》的灰皮本,但是被全本删去,其中隐情,耐人寻味。此外,溥仪的坐禅也可能是受到“红卍字会”“坐修”的影响。
那么溥仪为何对红卍字会青眼有加呢?其一,“红卍字会”兼容儒释耶回道的教义,与溥仪“一锅糊涂粥式的信仰”之间大体兼容。其二,“红卍字会”身体力行,倡导慈善,也和溥仪热衷慈善相合拍。既有研究早已证明“红卍字会”慈善的影响力很大。溥仪的慈善活动由来已久。他在北京的“施助”大致分为两种:“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,把款送到报社请他们代发,三五元不等,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民家里。”年日本大地震,溥仪付出的最大一笔赈款,“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左右的古玩字画珍宝。”[注]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(ReginaldFlemingJohnston,-)在其回忆录中赞美道:“慷慨大方、仁慈善良,同情痛苦确实是皇上品格中最动人的特征。他在施乐行善时,确实感受到了真正的欢乐。”[注]不过,溥仪后来坦白道:“动机是清楚的,因为我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。”而且,相比溥仪的挥霍无度,“买一颗钻石要三万元,毫不觉得贵”,他捐赠贫民的实在是九牛一毛。[注]其三,溥仪从“红卍字会”那里寻求安慰。在天津时,溥仪就知道商衍瀛是东北“红卍字会”的名人,帮溥仪活动奉系将领。溥仪曾在给商衍瀛的上谕中说道:“再如降乩时,可否一问,余身体常不适,及此次肝热,久不能愈。”[注]也就是说,溥仪希望借商衍瀛扶乩来治病。年在溥仪的皇帝梦未能一步到位时,商衍瀛则以“老祖”的乩语平复他的懊丧心情。[注]
其实,溥仪到底是不是“红卍字会”会员,还是个问题。他的道名(法名)比较独特,而且尚无证据表明他领受过“红卍字会”的经典——《太乙北极真经》《太乙正经午集》。即便如此,溥仪仍然对“红卍字会”有所贡献。他从“内帤”捐助1万元(一说10万元),用于伪满“红卍字会”总会的建设。[注]年和年的不完全统计表明,在溥仪名义上统治的伪满,“红卍字会”分会数量和会员人数都具备了相当的规模。[注]
三、傀儡皇帝的“天照大神”作为伪满的傀儡皇帝,溥仪的迷信由不得个人完全做主,也得听从日本的安排。统一日满的宗教信仰,是日本的既定策略。日本关东军甚至阻止当上康德皇帝的溥仪祭祖陵。溥仪只好接受,在他心里“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,也超过了祖宗”。[注]年第二次访日后,溥仪投其所好,把伪“天照大神”带回了东北,便在他所住的伪宫左侧建立了一个伪神庙,名之曰“建国神庙”以及它的“摄庙”(即副庙之意)——伪“建国忠灵庙”。“前者想用‘认祖宗’的手段,达到同化的目的;后者套用日本的‘靖国神社’,来诱惑给它当炮灰的人。”日本聘来了专门给裕仁母亲讲授神道的笕克彦(-),给溥仪灌输自欺欺人的“唯神之道”。即便溥仪很不以为然,认为:“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东西,简直是离奇荒诞得出乎古代神话以外,只要不是一个真正疯子或是傻子,我认为是决不会信以为真的”,当时的他依旧“不敢不强忍笑容而始终正襟危坐去敬听的。”[注]
多年以来,溥仪一直受到“崇祖法祖”的教育。在长春时,曾亲自抄录了雍正的“祖训”给他的侄儿上过课。“不但由北京到了天津,甚至由天津到了东北,每逢到了历代祖先的诞日、忌日和年节等,我还大概都穿了过去清代的衣冠,向祖先上供祭奠,一直到了伪满垮台为止。”[注]所以,溥仪认为“把裕仁的祖宗接到自己的家里去祭祀,并且还得强忍着满腹怨气,口口声声说是‘甘心情愿’,特别是在封建的敬先崇祖观点极深的我,更是觉得人家祖宗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个大侮辱,同时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最大的耻辱。”但是,溥仪却又不得不去做这样羞辱祖先和自己的事,“谁叫我畏日如虎呢?谁叫我这样怯懦怕死呢?既是在人家的凶焰之下,低首蜷伏下来,既是无条件的情愿忍受人家的任意摆弄,结果是,除了敢怒而不敢言之外,还有什么本事可使?”溥仪又说:“在真正碰到自己个人的利害关头的时候,就连平日无条件所绝对尊奉的祖先——根深蒂固的‘敬先崇祖’宗法观念,也会为了自己个人而把它抛弃不顾。”[注]可见,溥仪是个现实的机会主义者,把趋利避害放在首要位置。
日本让溥仪带头把神庙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,还规定大、中、小祭的日期和仪式。每逢初一和十五,溥仪、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满的高级官吏都须前往祭拜。在伪满“不论是各伪机关以及学校都须建立一个‘神庙’,除了大、中、小祭皆须照章施行外,还规定不但是须向它下马下车,并且每在它面前经过时,不论是谁,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礼才行。”溥仪还颁布了伪“国本奠定诏书”,以及对伪庙“不敬”的刑律,抬出“大不敬”的三个字,作为“吓人的有力武器”。[注]每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获胜,长期负责监视溥仪的吉冈安直(-)“总是一方面叫我给裕仁拍电报去祝贺‘皇军的大捷’;一方面更是定而不移地叫我到伪‘建国神庙’那里,向所谓‘天照大神’致祭,用来表示一下对‘神佑’的‘由衷感谢’和默祷日寇的‘连战连胜’。”当日军接连战败时,“吉冈让我赴所谓‘神庙’去哀求‘皇军战捷’的次数,也就日益增加起来。像是这种不是人干的丑事,这种不堪寓目的汉奸丑态,一直到‘八一五’敌伪一起垮台为止,才算是给画上了一个终止符号。”[注]等到年8月,溥仪在东京的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”作证时,“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”。一个日本律师认为溥仪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,溥仪激昂地大声咆哮道:“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!”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,而溥仪则愤愤不已。[注]溥仪对“天照大神”的前恭后倨的转变,都是逢场作戏的表演而已,正如他所写的打油诗:“自由诚可贵,面子价更高,若为性命故,二者皆可抛。”[注]
四、溥仪迷信的实质:聊以自慰或自保的工具溥仪前半生的迷信融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“避凶趋吉,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。弄得行路穿衣吃饭,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,哪样不吉。”毓嵣回忆说:“溥仪有很多神经质的行动,我常看到他在寝宫中用手指敲点着桌面,点了两下,寻思一阵,晃晃脑袋,又添点了一下。后来我明白了:先点两下,其兆不吉;又添一下,吉了。所以添点后溥仪露出了笑模样。”[注]但是,溥仪并没因此而宽厚地对待仆从们。他自认“见羊现凶手相”,“我在北京、天津、长春都一样的常常打骂我的用(佣)人”。[注]在伪满,“除了自己亲自动手打人外,还有命人用竹板责打手心,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等的事情”,还制定出了“灌凉水”“跪铁链”“过电”“站木笼”等“惨无人道的狠毒办法”。[注]“对于自己手下的佣人,则是忍心害理地制出一个号恸呻吟日夜不绝的人间地狱来”。[注]溥仪打人的他证同样确凿。毓嶦在回忆录中专题探究“溥仪为什么要打人”,归因为三点,即“请家法——打板子”“无妄之灾”和“西太后的遗风”。[注]侍从李国雄(-)直接说溥仪是“打人狂”。[注]溥仪的迷信也影响到了周边的人。婉容(-)也随溥仪入了迷。她给自己规定,对于认为不吉祥的,就眨巴眨巴眼,或是吐口唾沫。后来弄成了习惯,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,或者是嘴里“啐啐啐”连着出声,就像患了神经病似的。[注]李国雄也说是在溥仪的影响下,“已对佛有了特殊感情,在自己家里也供起了佛,树立了神位神牌,不时作揖磕头。”他认为溥仪的洁癖“带着浓厚的佛家色彩”,而且让溥仪和配偶间的男女关系进入了“神仙眷属”。[注]溥仪承认四位妻子“全过的守活寡的生活”,纯粹是“摆设”,但是归因为自己在少年时期,被太监们教会了“自渎”,而造成了“生理上的病态”。[注]
溥仪前半生的迷信基调随着时局变换而有所改变。他说:“从前在北京、天津,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,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。到了东北以后,我的迷信活动,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,而是充满了忧郁、悲哀,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。”[注]他在伪满的占卜,主要集中对个人吉凶的问题上,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