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啥叫打鸡血
”打鸡血“是目前网络流行语，在一些网络博客中被形容为"疯狂"、"痴迷"等歌迷、影迷、书迷的追星行为;也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特别兴奋，具有调侃的意味。打鸡血在文革年代曾是疯狂蔓延的一种"保健疗法"。
鸡血疗法是一种伪科学。为了确保输血成功，必须使捐赠者和接受者的血型相容，否则接受者血液内的抗体(凝集素)将攻击捐赠者的血细胞，通过凝集反应形成血凝块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作用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，而不是鸡血真的有什么效果，打鸡血的坏处很明显了，动物也有血型，不同血型的血注射过多就是死路一条，而且鸡血里可能有各种病毒。总而言之，打鸡血之所以能兴奋就是身体进入异物产生的应激反应，你打西瓜水，自来水也有这种反应，副作用有一大堆。简而言之，打鸡血基本上等于找死。
打鸡血来源：鸡血疗法流行于年的一种保健术。前后历时大约10个月左右。各地流行（从大都市到穷乡僻壤）的起讫和流行的具体时间、长度略有不同。方法是抽取小公鸡（也有说4斤以上重的纯种白色“来航鸡”最好）的鸡血几十到毫升，注射进人体，每周一次。
据传，这是年流行于某省“上层社会”一种的时髦。其“缘起”是，某国民党“中将”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，行刑前献出这个“秘方”以求自保。称，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，治愈百病；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。不但当地行政首长依法办理，还有一帮效仿的下属。文革中该首长被批斗，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。于是被当作“延年益寿，抢班夺权，复辟资本主义”的罪行，深揭狠批，并印上传单，广为流传。造成了打鸡血的大流行。
据考，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（而非静脉注射）里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，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。一些人有进补后的感觉，浑身燥热，脸色红润。在医学、医药条件相对低下的当时，可能具有某种类似替代性作用。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，显然被极端夸大了（一种夸张说法称它对半身不遂、脑中风、妇科病、阴道瘙痒、不孕症、牛皮癣、脚气、脱肛、痔疮、咳嗽、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）。而且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，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，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（也有人注射后病亡的案例）。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没有得到理论和临床的证实，使用医院外，多是城市的街道诊所、医院。高潮时候还需要排队注射。
一时间竟造成了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，在低工资、高就业、物价稳定的当时，成为极罕见的现象。据称，被抽过血的公鸡瘦骨嶙峋，烹饪、食用时没有香味。
文革激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，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，产生认同感、亲和感。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。大量非正常死亡、流血，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、易逝，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。只是借助于西洋注射器械，又有了些“洋为中用”的科学色彩、现代意味，似乎愈发增加了可信度；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，一哄而起、应和者特别地多。年代，相声演员姜昆曾创作《红茶菌和打鸡血》对其进行讽刺，其师傅马季的相声《一阵风》中也曾塑造过打鸡血崇拜者“赵全信”的形象。
年5月26日上午8点，上海永安棉纺三厂(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)，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，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，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。五年后，他回忆这次“当众表演”时说，“不到三小时，就感觉奇饿，中午吃了八两饭”。
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，从下午1时开始，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，奇迹立刻显现：“频频咳嗽者，注后五分钟即愈；喘息数月不能睡者，当晚即睡得极甜；胃痛者即止；疖肿大者即消”。
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，在过去几年里，坚信“鸡血疗法”对百病都有“奇效”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，而“大跃进”的到来，更让他觉得有了“攻关”的动力。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，这看似不可思议的“鸡血疗法”，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，得以四处蔓延，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。
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，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。19岁时，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一年半后转为中共党员。“五卅运动”期间，他活跃在上海总工会。年底，回南陵创立中共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，在南(陵)芜(湖)一带领导农民运动，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。
据俞昌时自述，年11月，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，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，竟在42℃以上，又测了好多只，平均都在43℃左右。他判断，鸡的“常温如此之高，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，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”。在中医传统文献里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。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：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？
年代初，中国各地学习、推行苏联的“组织疗法”，把人体的某些组织，如皮肤、肝、脑、胎盘等作为注射液，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。“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，可能有同样作用。”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。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.5cc血，注射进左臂三角肌，结果“一点也没有感觉——不痛，不痒，不胀”。其后一两天内，他觉得精神舒适、食欲增加，三四天后“发现奇迹”，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。
“于是，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，又打到别人身上。”俞的试验对象，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，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，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，“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”。
年元旦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“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”的社论，肯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。4月18日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：“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，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。”在这场报告中，周恩来强调，“……计划规模是宏伟的，任务是艰巨的。但是，决不能说，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，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。在生产和建设中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。”
俞昌时的机会来了，藉着大搞“技术革命”的东风，年6月，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，“一个月多的时间内，打了三百多病例，都只打了一二针，最多的五六针，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”。
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，俞的确用“鸡血疗法”治过例，“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：对月经过多、胃溃疡、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%”，但同时也指出，“其中有36%发生高热、寻麻疹、淋巴结肿大等反应”。据此，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，经过时任区委书记同意，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，设置实验室。
后来风卷中国的“鸡血疗法”，便肇始于此时。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，俞昌时“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，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。……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，我自己倒不大感到，如果真的话，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——由于雄鸡好斗！”
年，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。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：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，日夜操劳，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，养鸡养兔、扫清洁，夜间给病人注血，给自己和爱人注血，又给兔子静脉注血。又经常跑老远给病家注血，写鸡血材料，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。自己的粮食不够吃，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，所有用品和饲料，都是自己贴钱。
“当此，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‘三大革命’运动的大学之年、大比之年和坚决贯彻‘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’的精神时节，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，向党和政府申诉出来，要求党和政府中心领导，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，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。”他在这一年5月写道。
12月12日，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，要求：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，调他到京做“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”，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，研究并临床应用。而同一天，俞还写了一封致“中央科学院郭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”的信，要求其组织人员，调查研究后大力支持并倡导“鸡血疗法”。
年6月12日，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，坚持认为：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，不安全，“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，但如继续应用下去，意外事故势所难免，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，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，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。”半月后，卫生局写了《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》呈送卫生部，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。
7月23日，卫生部下发了《关于“鸡血疗法”的通知》，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，通知强调，“今后，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，以免发生过敏危险。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，应加以劝阻。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，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。”“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，可以达到%，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？”在俞的自述中，“鸡血疗法”当时也得到了“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”一致“公认”。尤其在中医界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，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固有遗产，应发扬光大，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。
而且，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，而是“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”，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，“但望其前途，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”。
对于卫生部的禁令，俞当然不服气。
10月5日，《武汉晚报》“科学与卫生”版上刊载了一篇署名“红光”的文章，题目为”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？”副题为“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”。俞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驳。
“老实说，我当医生这些年来，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方法”。针对红光的第一句话，俞反驳说：这句话看来很容易误会，以为红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听说过的新事物，都是要不得的，那么毛主席最近的“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”的指示，红光同志难道没有学过？
而红光文中所说请教老医生、查资料，俞反驳说：最近党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，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。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，如果光是利用图书馆查资料，找老中医而不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，自己不实践，甚至还禁止别人研究。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=保守主义思想吗，还怎么能突破常规，有所前进呢？
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“科学依据”，俞认为，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，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，“祖国医学，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，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，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。”
“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，疗效第二，药理上看，反应超过5%就不能临床应用”。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，俞反驳说，“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也是旧框框，根据辩证法，有正必有反，有作用必有反作用。中医理论内经上说，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，那病也不会好。很多针灸老医生说，有晕针的，效果反而更好。如果疗效很好，反应很大，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。还是推荐临床。”他甚至举例说，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，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，那么，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，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，“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”。
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，如果强迫禁止，“打鸡血”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，更不好控制。而事实证明，俞的忧虑并非多余。
月之久，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。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，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。”
一个网名叫“金师爷”的北京市民回忆，前前后，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，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，就被鸡叫给惊醒，“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，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？”听父亲介绍后，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。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，白色、一点杂毛都没、叫声好听、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。“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，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。”“金师爷”说，起初他还犹豫不决，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？医院了解情况，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，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，“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”。
“金师爷”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，回到西双版纳后，“前后大概打了不下例”。他还回忆，除了打鸡血外，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，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，“直接扎进病人屁股”。而不良反应，“怎么可能没有？那个时候，人们一是胆大，第二确实缺医少药”。
直到4年，中国“民间防艾第一人”高耀洁教授出版的《一万封信》里，还收录了一封“骗子”来信，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：“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，我改为穴位注射，在鸡心脏采血，每次采50，间隔一天再采，鸡不会死。”
年代，学者桑晔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文章说：一九六五年，某省的“上流社会”中开始流传“打鸡血治百病”的谣言，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，行刑前提出用“秘方”交换生命，那“秘方”就是打鸡血。到一九六六年春，这“秘方”，秋风扫落叶一般，“接着，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”。后来，许多人提到“打鸡血”一词的来源，都引自这篇文章。
注：简而言之，打鸡血基本上等于找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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